商业险免责条款被保险公司拿来拒赔时,并非写进合同就当然有效。条款表述存在歧义的,法律要求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保险公司未尽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的免责条款,甚至可能自始不发生效力。被拒赔的一方,手里往往握着翻盘的法律依据。
实践中,围绕免责条款产生的拒赔争议,最集中的两个点是“驶离现场”算不算肇事逃逸,以及“其他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损失”这类兜底措辞能否成为拒赔依据。本文就把这两个节点讲透,其余环节只作简要交代。
答案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里。该条规定:
“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这一条给了车主两道防线。第一道是程序性的:免责条款必须以醒目方式作出提示,比如加粗、加黑、单独列明,并且要向投保人讲清楚条款的真实含义。保险公司拿不出已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的证据,条款就不生效,拒赔自然失去合同基础。
第二道防线涉及举证责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相关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有举证责任,投保人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只能作为初步证据,如果投保人能举出相反证据推翻,签字也未必管用。很多车主以为自己在投保单上签了字就“认栽”,实际诉讼中,保险公司连条款原件都拿不出来、或者拿不出针对免责条款单独提示的痕迹,败诉的案例并不少见。
需要提醒一个例外。司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把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比如醉驾、无证驾驶)作为免责事由的,只需尽到提示义务,投保人再以“未明确说明”为由主张条款不生效的,法院不予支持。换句话说,酒驾、毒驾这类法定禁止行为,免责条款的门槛相对更低,车主在这类情形下主张条款无效,难度明显更大。这也是为什么本文把讨论重点放在那些“界限模糊”的情形上。
商业三者险、车损险的免责条款里,几乎都有“肇事逃逸”或类似表述,有的写成“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问题在于,离开了现场的人,未必都是逃逸。
什么是逃逸,规章里有明确定义。《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将交通肇事逃逸界定为: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的行为。这个定义里藏着关键词——主观目的。离开现场只是客观行为,是否构成逃逸,要看离开的动机。
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几类争议情形,值得每一位车主记住:
争议往往出在这里:交管部门在事故认定书里没有认定逃逸,保险公司却依据合同条款主张驾驶人“离开现场”属于免责情形,直接下拒赔通知。此时条款怎么解释,就成了胜负手。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
“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这就是格式条款解释中的“不利解释规则”。免责条款是保险公司单方拟定的,如果“离开事故现场”这一表述既可以理解为“无论何种原因离开均免责”,也可以理解为“仅为逃避法律追究而离开的才免责”,两种解释都说得通,法院应当采纳对被保险人有利的后者。
落到具体案件里,车主一方要做的动作其实很明确。第一,拿到事故认定书,确认交管部门对逃逸与否的认定结论;第二,收集离开现场的理由和后续行为的证据,就医记录、报警记录、通话记录、现场证人证言都在此列;第三,要求保险公司书面说明其主张免责所依据的具体条款和解释逻辑,为将来主张“两种以上解释”固定材料。证据链搭起来了,不利解释规则才有用武之地。
还有一层容易被忽略:即便交管部门认定了逃逸,民事上保险公司援引免责条款仍需审查条款效力与提示说明义务是否到位。刑事或行政层面“逃逸”的成立,与保险合同层面免责条款能否适用,属于两个不同维度的问题,不能简单画等号。
不少保单的责任免除部分末尾会缀上一句概括式表述,比如“其他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这句话乍看滴水不漏,用起来却经常失灵,原因就在它的“概括”二字上。
《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要求的提示和明确说明,针对的是具体的免责事由。投保人只有知道了“免除的是什么责任”,说明义务才有履行的可能。一句“其他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损失”,范围无边无际,投保人无从预判,保险公司也说不清自己到底提示了什么、说明了什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明确,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率、免赔额、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都属于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一律要受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的约束。兜底措辞想绕开这道关卡,实践中很难获得法院支持。
换个角度理解会更直观。免责条款的功能是把原本属于承保范围的损失剔除出去,剔除的边界必须清晰。用“其他”“等等”来划边界,等于让投保人为一份自己看不懂的合同买单,这与格式条款规制制度保护弱势投保人的立法目的直接冲突。法院在裁判中反复强调的原则是:免责事由应当具体、明确、可识别,概括式、开放式表述不能产生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效果。
车主遇到这类拒赔时的核查要点有三项。其一,翻出保单条款原文,看拒赔依据落在哪一条,是具体列举的免责事由,还是兜底条款;其二,要求保险公司提供投保时的投保单、条款送达凭证、免责提示记录;其三,核对兜底条款所指的损失,是否实际落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内。如果损失本身在承保范围内,兜底条款又没有具体列明剔除理由,拒赔的正当性就摇摇欲坠。
事故经过的还原、交管责任划分、赔偿项目计算、和解谈判这些环节,此前的文章已有详细讨论,这里只提示三个时间与程序上的要点。保险公司作出拒赔决定的,应当出具书面拒赔通知书并说明理由,口头拒绝的可以要求其书面化。依据《保险法》第二十三条,保险人收到赔偿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拖延核定本身就可以成为主张权利的理由。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算,别让权利睡过头。
协商不成时,可以向银保监部门投诉,也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诉讼中,免责条款效力、提示说明义务履行情况、条款解释争议,都会围绕本文前面讲的规则展开,投保单、条款文本、拒赔通知这些书证的原始状态,从拒赔那一刻起就要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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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是保险公司单方拟定的格式合同,法律天平向投保人一侧作了倾斜设计:免责要提示、要说明,条款有歧义要作有利解释。拒赔通知书送达的那一刻,争议才刚刚开始,而非结束。把条款原文、投保凭证、拒赔理由这三样东西拿在手里,再去判断这份拒赔到底站不站得住,多数人会发现,局面远比通知书上那行冰冷的“不予赔付”要复杂得多,也主动得多。